澳门娱乐赌场网上娱乐_受到来自学校、家庭和社会的多方压力,“青少年抑郁症更容易发展成躁郁症”

2020-01-08 17:44:06 来源:互联网

澳门娱乐赌场网上娱乐_受到来自学校、家庭和社会的多方压力,“青少年抑郁症更容易发展成躁郁症”

澳门娱乐赌场网上娱乐,本文刊载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9年第32期,原文标题《躁郁症的两极人生》,有删节

记者 | 黄子懿

实习记者 | 李秀莉

安定医院以诊治精神疾病见长,是全国最早的精神专科公立医院,王雪在此工作十余年。她说,早年住院患者中精神分裂症较多,2006年医院成立抑郁症治疗中心后,前来就诊的抑郁症患者增多,住院病房里,抑郁症和躁郁症患者的比例已超过精神分裂症。

中国抑郁症发病率在逐年增加。2019年3月,首次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调结果在国际医学期刊《柳叶刀·精神病学》上发表。这项研究显示,我国成人精神障碍12月患病率(指过去12个月的患病比例)为9.32%,高于此前多个调查结果。其中,抑郁症等心境障碍患病率为4.06%,仅次于焦虑障碍(4.98%),远高于精神分裂症等其他障碍(0.61%)。“以前也有,主要是这些年社会识别率和认知度高了。”王雪说,来看门诊的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,医院门诊量常常爆满。

在躁郁症门诊,来就诊的很多是青少年和学生群体。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情感障碍课题组负责人马燕桃曾对本刊记者表示,近年来中国躁郁症有个明显特点就是发病年龄提前,以前的高发人群年龄在25〜40岁之间,现在至少提前10年。“有的孩子15岁,正处在从初二到高三的求学关键时期,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。”根据马燕桃的观察,“最近10年,在整个群体里,特别在中国社会,躁郁症发病率有迅速上升的趋势。”

唐志雄认为,这与青少年大脑还没完全发育成熟有关。“当这些孩子的神经还是易兴奋的、大脑还没完全建立起理性思维的防御体系时,就要受到来自学校、家庭和社会的多方压力,很容易受影响崩溃。”唐志雄担心,10年之后,这可能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。王雪则补充,发病年龄提前的一个隐患是“相较于老年病人,青少年抑郁症更容易发展成躁郁症”。

2015年,当时正在北京某公立中学上初三的同学文昕抑郁症病发。她说,这是因为学习压力过大。病发前,她在家长与老师眼里是典型的“乖孩子”。在同级300名的应届生中,她的成绩名列前十,考过年级第一,目标是以后能上哈佛大学。她对自我的高要求在升入高一后压垮了她。抑郁症病发后,文昕休学一年,因吃药转躁而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。

文昕的很多压力源自家庭。他们一家是90年代来京打拼的新移民,没有北京户口,但靠着努力在这个城市扎根。“以前很怕犯错,希望孩子有好的前程。”文母说,小时候文昕一犯错,她就会厉声呵斥,导致孩子内心压抑,与父母关系也不好。文昕形容之前的家庭关系为“爸妈都很忙,冷漠而交流很少,一家人在家都不怎么说话”。

在抑郁症社群“渡过”创始人张进看来,抑郁症成因复杂,但大体可以分为生理、心理和社会支持系统三类,治疗也需要从这三大板块入手,具体方案因人而异。其中,药物治疗解决生理因素,是对抑郁最直接硬性的矫正,心理治疗解决内心冲突、提高认知能力,社会支持系统则是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组成部分,营造良好疗愈环境。这是他患病8年后总结的经验。

而心理治疗价格高昂,并非每个患者都能负担。这种情况下,社会系统支持就更加重要。文昕生病后,父母意识到过往教育方式欠妥,陪孩子治病,走访各地疗愈。文昕病后情绪低落,不愿意吃药,文母就说:“这不是病,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。”文昕母亲如今非常感谢疾病,“不然家庭不会像现在这样有了温暖”。慢慢地,文昕走了出来,也不再以哈佛为目标。今年高三毕业后,她被录取到一所美国前50名的大学。

龙华发病时只有22岁,他没有那么幸运。由于抑郁时常发作,他换了几家公司后再也无法工作,离职时连工资都忘了讨要。他只有做兼职,先后摆过地摊,做过电话销售,每天发200多张传单,还帮证券公司开户。这些都没有底薪,但也不是朝九晚五。一旦抑郁发作,可以方便他停下来休息。

“我真的不怕吃苦的。”龙华说。有一次,他去建材市场拉客户开户,三天里走了无数路,脚上起了5个泡,有一个水泡在两个脚趾之间,疼痛难忍,他就用一张餐巾纸裹在两脚趾间。晚上回家后,他脱下袜子,发现泡破了,纸巾和皮肤粘在一起。他只好用力拉扯,却把整块皮肤都撕了下来。看到一瓣瓣血淋淋的肉,这个身高超过一米八五的大男人哭了。

然而即便是这样,龙华还要被父母说“好吃懒做”“怕吃苦”,14岁的侄子都会问他:“舅舅你都40多岁了,怎么还不出去工作?”龙华父母是国企中层干部,父亲性格急躁,母亲则不能理解精神疾病。龙华想去做电击治疗,费用不菲,他问母亲要钱说想去看病,母亲就说:“你没病,别跟我说,你去跟医生说。”还有几次,母亲甚至会将他吃的药藏起来,不支持他吃药。直到今天,他依然常常需要在家里跟父母斗智斗勇,吵吵闹闹。“最伤你的话,却是从你最爱的人口中说出来的。”龙华说,“如果我的家人能够支持和理解,那么今天我这个病会不会好一点?”

《一念无明》剧照

“对精神疾病的歧视,其实不仅社会有,家庭内部也有。”王雪说,家庭支持很重要。她见过很多患者患病后,丈夫将其丢给娘家人,甚至提出离婚。还有很多次,她给病人开了药,病人愿意吃,家人却不能接受孩子得精神病的现实,对她说:“我家孩子没病,就是心情不好,爱发脾气,你为什么让她吃药,吃了这药孩子不就毁了?”

龙华前后吃过几十种药,那是他最倚重也是唯一能依靠的治病方式。他坚信疾病发病主因的生理性——他的家族有精神病史,爷爷“文革”期间曾因此住院,父亲则性格极端。他觉得,自己成长经历平稳顺利,没有大的挫折和打击,却得了躁郁症,似乎只有生理遗传才能解释。“我真的没有做错过什么大事情。”龙华说,“我们只是大脑得了慢性病,跟高血压、糖尿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。”

如今的他,主要在家养病,精力好时会为其他病友提供咨询。20年的患病和诊治经历,让他久病成医,成了病友圈里的小专家。在网络签名上,他写着:“苦过你的苦。”他一直以化名示人,对于那些勇敢站出来讲诉自己患病经历的病友,他内心钦佩,而自己则仍有顾虑。

“说实话,我没有那种病耻感,但是会有一种害怕感。”龙华说,虽然近年来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知已提升很多,但多数人都无法体会到作为精神病人的压力,这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。“一个精神病人受到误解后,那种攻击和压力是很可怕的。”

有很多次,有病友咨询他,要不要给同事和朋友公开病情?龙华都会劝他们慎重,如果要辞职或请假,就直接找到单位一把手阐明原因,“一把手有时候是明事理的”。在家庭内部,也只能告诉最亲的几个家人。“毕竟我们还是病人,要学会保护好自己。”龙华对病友说。

(本文刊载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9年第32期。文中患者姓名均为化名。感谢抗抑郁公益组织“渡过”、郁金香阳光会的帮助。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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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编辑:匿名)